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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何以横扫美国?何时结束?政府部门究竟哪些地方做错了?
作者 : 魅力休斯顿网录入时间 : 2020-3-26字体 :

 

编者按:

全球新冠病例确诊总数至发稿时约52.6万人。美国疫情快速发展中,至3月26日下午,全美累计确诊人数已超中国,达8.24万,死亡人数已超过1178。总统川普已宣布7个州成为疫情重大灾区,分别是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爱荷华州、路易斯安那州、德州和佛罗里达州。德州至今的确诊病例已超过1500,其中大休斯顿及周边地区确诊总数为379起。德州州长下午签署了行政令,要求从纽约或新奥尔良来此的任何人必须自我隔离14天。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美国的疫情现状,休斯顿在线特地翻译了《大西洋》(The Atlantic)3月25日刊登的一篇文章《How the Pandemic Will End-The U.S. may end up with the worst COVID-19 outbreak in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This is how it’s going to play out.》,作者为Ed Yong,是一名对微生物领域相当熟悉的科学作家。由于原文比较长,我们只翻译了信息量比较集中的“干货”部分,没有展开细节分析。即使如此,本文也有5200字了,希望大家能耐心读完。

 

大流行疾病将如何终结
美国可能以工业化世界中最严重的COVID-19爆发而告终。这就是疫情如何发展的.

 

来源 |  The Atlantic

翻译 | 休斯顿在线

注:此为不完整翻译版,配图为编者所加

 

三个月前,没有人知道COVID-19的存在。如今,这种病毒几乎传播到了每一个国家,仅我们所知就已经感染了至少44.6万人,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感染者。它重创了经济,打击了医疗系统,医院人满为患,公共场所空无一人。疫情导致人们远离了工作单位和朋友。它对当代社会的干扰程度是在世的很多人未曾目睹过的。很快,几乎每一名美国民众都会有自己认识的人被感染。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911恐怖袭击一样,这场大流行病已经给国家的精神层面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种程度的全球疫情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成百上千名卫生专家撰写书籍、白皮书和专栏,警告大流行病的可能性。比尔·盖茨向任何愿意听取的人们讲述这件事,包括他的TED演讲的1800万观众。2018年,我为《大西洋》撰文说,美国还没有为最终将会到来的大流行病做好准备。10月份,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推演了新的冠状病毒席卷全球将会发生什么。然后新型冠状病毒真的爆发了。假说成了现实。“如果……怎么办?”成了“现在怎么办?”。 

 

在全球卫生安全指数上——一份给每个国家对大流行病的准备打分的成绩单,美国得了83.5分,是全球第一。富有、强大、高度发达,美国本应成为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但这一幻想被粉碎了。尽管病毒在其他国家蔓延时我们已经提前几个月就获得了警告,但是当美国终于迎来COVID-19的考验时,还是失败了。 

 

“无论如何,病毒(例如COVID-19)都会考验哪怕是最健全的医疗体系的适应能力,”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传染病医生Nahid Bhadelia说。除了比季节性流感的传染性更高,更致命外,新型冠状病毒还很隐秘,在引发明显症状的数天前就能从一个宿主传播到另一个宿主。想要控制住这样的病原体,各国必须研制检测手段,用其甄别感染人群,将患者隔离,并追踪这些人的密切接触者。这就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所做的,并起到了很大的效果。但美国没能做到。 

 

正如我的同事Alexis Madrigal和Robinson Meyer报道的那样,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2月份研制并发放了有缺陷的检测。独立实验室研制了替代品,但是被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官僚主义绊住了脚步。在美国的病例数朝数万人激增的关键的一个月中,只有数以百计的人们接受了检测。像美国这样的生物医学强国,在研制非常简单的诊断检测时失败得如此彻底,实在是难以想象。“据我所知,我和其他人从未假设过检测试剂失败的情况,”乔治城大学研究传染病相关法律与政策问题的Alexandra Phelan说。 

 

检测上的惨败是美国防疫失败的原罪,这一个错误破坏了其他所有对策。如果国家准确追踪到了病毒的传播,医院就能执行他们的防疫方案,准备配置治疗病房、订购额外的物资、指派员工、安排特定机构来处理COVID-19病例。这些都没发生。相反,一个本就接近饱和的医疗系统,已经承受严重流感季挑战的体系,突然就要面临一个未做追踪且任其在全美社区传播的病毒。勉强支撑的医院变得不堪重负。口罩、防护服和手套等基本的防护设备开始耗尽。很快就是病床,以及为肺部被病毒攻击的患者提供氧气的呼吸机。 

 

由于在危机期间几乎没有激增的余地,美国卫生保健系统的运作假设是未受影响的州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帮助处于困境的州。这种准则在飓风或野火等本地灾难时能起作用,但是50个州都出现流行病时却行不通。合作让位给竞争,一些忧心忡忡的医院买光了大量物资,就像恐慌的消费者买光厕纸一样。 

 

部分原因在于现在的白宫是科学知识的鬼城。2018年,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一部分的大流行病应急准备办公室被解散。1月28日,曾是该团队一员的Luciana Borio敦促政府“马上采取行动预防美国出现大流行病”,尤其要与私人行业协作研制快速简便的诊断测试。但是由于这个办公室被关闭,警告被刊登在了《华尔街日报》上,没能亲自讲给总统听。与迅速行动相反,美国选择了坐以待毙。 

 

 
 
 
 

编者注:路透社3月26日的独家报道,曝光在过去两年内美国CDC将其在华办公室职员从47人削减至14人,“砍掉”了超过2/3的在华人员,被削减的CDC在华人员主要是流行病学家和其他卫生健康专家。

 

没有方向、措手不及、懒懒散散且毫不协调,美国处理COVID-19危机的失当程度比我采访过的每个卫生专家所担心的情况更为糟糕。“作为一名美国人,我被吓到了”,Gavi疫苗联盟the Vaccine Alliance的领导人Seth Berkley说,“美国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里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地方。”

 

 图片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接下来的数月

 

在已经落后的情况下,美国想要赶上是很困难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为了扭转局面,需要做到四点,并且要快。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迅速生产口罩、手套和其他个人防护设备。如果医护人员无法保持健康,其他应对措施都会瓦解。在一些地方,库存已经非常低,医生们正在重复使用口罩、呼吁公众捐赠、或是缝制家庭自制的替代品。短缺的发生是因为医疗物资是按订单生产的,依赖于目前紧张不堪的复杂的(byzantine)国际供应链。 

 

美国已经调动了国家战略储备——国家医疗设备储备库,特别是那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州。储备不是取之不尽的,但可以赢得一些时间。唐纳德·川普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激活《国防生产法案》,启动战时手段,让美国的制造商转而生产医疗设备。但是川普在上周三激活该法案后,却没能真正利用它,据报道是由于美国商会和大企业领导的游说。 

 

一些制造商已经开始接受挑战,但是他们的努力过于零散,分配也不均衡。“全美需要庞大的物流和供应链运作,”约翰.霍普金斯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的Thomas Inglesby说,这不能由散落在白宫的小型且没有经验的团队来管理。他说,解决办法是指派国防后勤局(Defense Logistics Agency),这是一个拥有2.6万人的团队,为美国军方海外任务做准备,也曾协助过以往的公共卫生危机,包括2014年爆发的埃博拉病毒。 

 

国防后勤局还可以协调第二个紧急需求:大规模派发COVID-19检测。这些检测因为5种物资的短缺而迟迟无法送达:缺少保护检测人员的口罩;缺少采集病毒样本的鼻咽拭子;缺少从样本中分离病毒基因材料的提取试剂盒;缺少试剂盒中的化学试剂;缺少能够进行检测的专业人员。这些短缺大多又是因为供应链吃紧。美国依赖三家制造商生产提取试剂,为了以防万一都会提供过多的试剂,但是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需求,他们都失败了。与此同时,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坐拥最大的鼻咽拭子制造商之一。 

 

有些短缺正在解决。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正迅速批准私人实验室研制的检测。至少有一种能在1小时之内提供结果,有可能让医生知道面前的病人是否感染COVID-19。全美“每天都在加大产能”,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的Kelly Wroblewski说。 

 

3月6日,川普说,“任何想检测的人都能得到检测”。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不是如此,他的官员也立即纠正了他。即使是现在,随着产能增大,检测也必须谨慎使用。哈佛的Marc Lipsitch说,最重要的是检测医护工作者和住院的病人,让医院遏制任何风险。一旦危机放缓,检测应该以更为广泛的方式分配。 

 

这些措施将要花费时间,而在此期间,疫情或者加速,远超医疗系统的应对能力,或者放缓到可控的水平。疫情走向,以及国家的命运,如今都要取决于第三项需求,也就是社交距离。鉴于COVID-19的发病过程缓慢(slow fuse),为了阻止医疗系统在日后崩溃,这些看似激进的措施必须立即执行,在感觉到这些措施的恰当性之前就必须先实行数周。 

 

在这样的时刻,当所有利益都取决于多数人的牺牲时,清楚明白的协作也很重要,这就是第四项紧急需求。让公众理解社交距离的重要性前,必须先让他们放心且知情。 

 

宾夕法尼亚大学最近的分析估计,即使社交距离措施可以将感染率降低95%,仍有96万美国人需要特别护理。美国只有大约18万台呼吸机,更重要的是,呼吸治疗师和重症监护人员只够安全看护10万名需配备呼吸机的患者。放弃社交距离将是愚蠢的。现在放弃,也就是检测和防护设备仍然短缺的时候,那将是毁灭性的。

 

结局

 

就算是完美的应对措施也无法结束大流行病。只要病毒还存在于某个地方,一名感染的旅行者就有可能在已经扑灭大火的国家再次点燃火花。 

 

第一种情况就是每个国家都设法同时控制住病毒,就像2003年的SARS一样。鉴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广泛性,以及许多国家糟糕的境况,全球范围同步控制的几率看上去非常小。 

 

其次就是病毒和过去的流感所做的一样:它遍布全球,留下了足够多的免疫幸存者,最终很难找到可以存活的宿主。“群体免疫”的假设实现速度很快,因此也很诱人。但是它可能造成可怕的代价,COVID-19比流感更易传播且更致命,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大量医疗体系被击垮。 

 

第三种情况就是全球和病毒展开漫长的打地鼠游戏,四处控制病毒,直至研发出疫苗。这是最好的选择,但也是最漫长和最复杂的办法。 

 

首先,这要取决于我们能够研制出疫苗。如果这是大流感,那就比较简单。全球在研制流感疫苗上经验丰富,每年都要研发。但是目前没有冠状病毒疫苗——截至目前,这种病毒引发的疾病似乎比较轻或者很罕见——因此研究人员必须从头开始。第一步的进展非常快。上周一(3月16日),制药商Moderna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开发的疫苗已经进入早期临床试验。这标志着从科学家首次给病毒基因测序到医生将候选疫苗注入人们的手臂用了63天。“这是压倒性的世界纪录,” 美国免疫学家,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Fauci说。 

 

但是这在后续的许多缓慢步骤中也将是最快的。初步试验只能告诉研究人员疫苗是否安全,以及是否能调动起免疫系统。他们接下来需要查看疫苗是否能预防人们感染COVID-19。他们需要进行动物测试,以及大规模的试验,确保疫苗不会引发严重的副作用。他们还要搞清楚所需的剂量,人们需要注射几次,疫苗是否在老年人身上起作用,是否需要其他化学物质来增强其效果。 

 

“就算疫苗有效,他们也没有能大规模生产的简单途径,”Gavi疫苗联盟的Seth Berkley说。这是因为Moderna公司采用的是新型疫苗接种方法。无论哪种策略更快,Berkley和其他人估计,开发获得验证的疫苗需要12-18个月,之后生产、运输并注射进人体的过程则会更长。

 

似乎新型冠状病毒至少在一年里将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不会更久的话。假如现在的这一轮社交距离措施奏效的话,疫情会衰退,生活会接近恢复正常。可是,随着生活恢复原状,病毒也会复苏。这并不意味着全社会必须持续封锁到2022年。但是“我们需要为多轮社交距离做准备,”哈佛的Stephen Kissler说。 

 

未来几年的多数时候,疫情的频率、持续时间、社会动荡的时机,都取决于病毒的两个特质,而我们对其并不了解。

 

第一:季节性。冠状病毒似乎是冬季传染病,在夏季减弱或消失。COVID-19也可能如此,但是当它有如此多在免疫上毫无经验的宿主可以传染时,季节变化可能并不足以减缓病毒。“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夏季会对北半球的传播带来何种影响,假如有影响的话,”哈佛医学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的Maia Majumder说。 

 

第二:免疫的持续时间。当人们被较温和的人类冠状病毒(引发感冒类的症状)感染时,他们会保持不到一年的免疫。相比之下,被原始SARS病毒(更为严重)感染的少数人群保持免疫的时间会更长。 

 

不管是靠累积的集体免疫,还是期待已久的疫苗,病毒的爆发式传播都会越来越难。它不太可能会完全消失。随着病毒的变化,疫苗可能也需要升级,人们或许需要定期接种疫苗,就像流感一样。模型显示,病毒可能会充满整个世界,每隔几年就会引发一场流行病。 

 

后果

 

实现上述结局(死亡人数尽可能小)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就像我的同事Annie Lowrey所写的那样,经济出现的震荡“比任何在世的人所见过的更要突然和严重”。美国大约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无法上班或丢了工作。酒店空了。航空公司停飞航班。餐馆和其他小商户停业。不平等会加剧:低收入群体在社交距离措施下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最有可能患慢性病,从而增加了他们严重感染的风险。 

 

感染开始减弱后,随之而来的是继发的精神健康问题大流行。 

 

大流行病之后,从COVID-19中康复的病人可能会遭到人们的回避以及被污名化,就像埃博拉病毒、SARS病毒和HIV的幸存者一样。 

 

大流行病还会促进社会变革。或许国家会意识到准备工作不只是口罩、疫苗和检测,还有公平的劳工政策,稳定和平等的医疗体系。或许国家也会意识到医护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构成了美国的社会免疫体系,而这个体系被压制了。 

 

COVID-19过后,美国自我认同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考量了。疫情期间,这个国家价值观的许多方面似乎都在阻挠工作,多年的孤立主义言论也产生了后果,还有把中国看作一个遥远和不同的地方的人们。“人们相信遏制是有效的,”在东北大学研究法律与公共卫生的Wendy Parmet说,“将他们拒之门外,我们就会没事的。当你的全体国民对这些孤立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看法买账时,大流行病袭来时你就格外脆弱。” 

 

以往流行病的经历者一直都在警告大家,说美国社会陷入了恐慌和漠视的循环中。每场危机过后,人们关注了,投资也支出了。但是短期的和平时光后,记忆就消退了,预算也缩小了。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都抵挡不了这种趋势。一切恢复常态后,非常态将再次变得难以想象。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COVID-19会是引发更激进和持久变革的那场灾难。 

 

最近几十年,其他的流行病或是几乎没有影响到美国,或比预想中要轻(2009年的H1H1流感),或者大多局限在特定的人群内(Zika病毒和HIV)。相反,COVID-19大流行病直接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改变了他们日常生活的本质。 

 

911恐怖袭击后,世界专注于打击恐怖主义。COVID-19后,关注点或许会转移到公共卫生上。我们可能会看到病毒学和疫苗学的经费激增,申请公共卫生项目的学生骤增,美国国内的医疗物资产量增多。联合国大会上大流行病将会成为首要议程。 

 

这样的变革,就其本身而言,或许能保护世界免于遭受下一场不可避免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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